编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重庆作为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备选样本城市和国内营商环境试点城市，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全市上下的一项重点工作。如何营造，如何优化，政策很重要，认识也很重要。“营商”说到底还是“商”，环境的优与劣最终要由市场主体的感受说了算，要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效说了算。营商环境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政务环境、法治环境、要素环境、创新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多个方面，还包括诚信体系建设等，工作中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需要大局观、系统观、辩证观、法治观和发展观，避免片面思维。为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增强直观感受，《党风廉政》和“风正巴渝”编辑部邀请了多位市主管部门和区县领导、民营企业家、中小企业主和基层干部，从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什么是好的营商环境、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服务的便利性、政策的精准性、机会的均等性、管理的廉洁性、发展的公平性和措施的稳定性，让企业能够安心、静心和放心发展等多个方面谈感想、谈体会、谈期盼，以期为广大读者提供有益借鉴。

心怀全局 系统施治

——优化营造营商环境需要的五种观念

营商环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地方政务、市场、法治、创新和要素保障环境的集合体，涉及到方方面面。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和发展观，坚持用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

要有大局观。注重站在全局上思考问题，克服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在招商引资和制定优惠政策的过程中，更要有大局观，一个地方的招商引资不能以损害另一个地方的发展为代价；要注重统筹企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统筹地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龚言新（黔江区发改委副主任）：优化营商环境必须要有大局思维。区县在推动改革落地过程中，必须摒弃地方保护主义，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出发构筑发展新优势、积蓄发展新动能。相关职能部门也要站在大局下思考问题，把优化营商环境当作利全局、利长远的系统工程，每个部门、每个单位、每个岗位都要把自己当成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不能只紧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于计较部门利益、个人得失，拘泥于一时一域。

王长锋（铜梁区招商投资局党组书记、局长）：营商环境建设是一项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空间下进行的公共治理活动，要注重政府、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平衡。就拿招商引资而言，政府不能无底线牺牲利益，一个地区的优惠政策不能以牺牲其它地区和行业的发展为代价，要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要更加重视改革质量效益和企业感受，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特色化的服务，出台更多体现地区差异化、特色化的政策措施，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双赢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要有系统观。以系统思维谋全局，以系统方法聚合力。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要融为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要打通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壁垒，相互支持、统一步调、形成合力。

周易春（万州区发改委营商环境科科长）：营商环境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众多领域改革的系统工程，从根本上讲，良好营商环境就是从市场主体角度和立场出发，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好。营商环境是系统性的，不仅仅体现在政府办事效率，更包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以及工作人员的服务和作风等，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会影响营商环境的整体评价。

赵俊（梁平区发改委副主任）：建设良好营商环境，必须以系统思维谋全局，以系统方法聚合力。要打通各个部门之间的政策壁垒、同一部门之间的业务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推动顶层制度设计落地和基础服务能力提升，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对于涉及多个区县、多个部门的项目，不要仅仅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要积极配合牵头部门，相互支持，主动联系协调，统一步调，形成合力，避免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确保一个项目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要有辩证观。辩证地看待问题，优惠政策不是越优越好，服务企业不是越周到越好，审批时间不是越短越好，“亲清”的政商关系既不能“清”而不“亲”也不能“亲”而不“清”，只有恰当和适度才能为企业生存发展提供最优环境。

刘海平（开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良好的政商关系应当是“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既要防止“不服务”，也要防止“乱服务”。“亲”而不“清”，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是要严肃查处的，但同时“清”而不“亲”，对企业发展不服务，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生怕跟经济沾边、跟市场主体沾边，这也是错误的思想，也是不担当、不作为的表现。

陈晓欢（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审批处处长）：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把握好“度”。既要强化服务意识，当好“店小二”，又要避免“巨婴式”服务，大包大揽，让企业产生依赖性，限制企业进一步发展。例如政府服务，不是越周到越好，该由政府服务的才提供服务，应该由企业自主经营的事项要由企业自己承担。又如各项审批业务办理，时间并不是越短越好，不能为了办理效率而牺牲程序约束，牺牲诸如安全、质量等其他方面的利益。

要有发展观。着眼长远，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优良环境。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能为了比拼而只顾眼前利益，“饥渴”招商、贪多求快，牺牲当地利益。制定优惠政策时也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不能一味“打肿脸充胖子”，导致由“优”变“忧”。

李波（南川区招商投资局党组书记）：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招商引资，在选择引进企业时要放眼长远，要结合本地的发展规划、地方资源配套、特色发展定位，像“谈恋爱”一样，选择“契合”的企业招商引进，这样才能“琴瑟和鸣”，实现企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不能“饥渴”招商，贪多求快、只顾眼前利益，不惜把一些产生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辐射等污染性要素的项目也一股脑儿引进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损害的还是当地群众的利益。

李学林（万州区招商投资局副局长）：发展观体现在既要让企业招得进来，也要留得下去。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慎夸“海口”，“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在优惠政策上要科学，要结合本地政府的财力、经济发展“家底”制定优惠政策真人百家家乐app，既要立足当下，更要放眼未来，注重政策的可持续性，不能仅仅为了完成眼前招商引资工作，“打肿脸充胖子”，允诺的优惠政策不能持久，使得优惠政策由“优”变“忧”，也让“新官难理旧账”，长此以往，丧失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进而损害营商环境。

要有法治观。以法治方式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把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强化相关部门单位和党员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意识。

侯大平（开州区发改委主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要把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根本任务，把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要用法治理念引领环境优化，党员干部带头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广大市场主体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搞好经营管理，实现自身良性发展。

谭琴（万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必须遵循法治。要强化相关部门单位依法决策的意识，督促他们用健全的法规制度体系推动营商环境建设的政策和举措落实，切实解决涉及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问题。要强化党员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的意识，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对市场主体权益的侵犯，党员干部如果在履职过程中有不当行为或因失信违约损害营商环境，必须依规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往期回顾】

策划：罗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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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利益】马丽蓉：“一带一路”软环境中的东南亚“伊斯兰因素”及其因应之策

总之, 东南亚的极端组织, 一方面在本土施暴并不断输出“圣战”分子远赴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战场参与“圣战”, 另一方面又与“基地”组织、IS甚至“东伊运”等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策应东南亚“圣战者”设法回流以强化暴恐力量。鉴于东南亚宗教极端组织高频施暴的严峻现实, 东南亚各国不得不联手应对, 如2017年下半年, 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启动联合海空巡逻, 以围堵新形态的恐怖势力渗透。又如2018年初, 文莱、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发起情报共享机制, 如代号“我们的眼睛”等, 旨在进一步消除马拉维之战的负面影响。

(二) 若开邦危机的久拖难解, 表明东南亚极端势力“以武求独”的政治诉求趋强

若开邦位于缅甸西部地区, 主要居民为信奉佛教的若开族人与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穆斯林, 但这两个族群关系长期不和睦, 近年来又不断发生武力冲突, 如2012年若开族人和罗兴亚人的武力冲突导致上百人丧命, 后经缅甸政府实施紧急状态后, 若开邦局势才有所缓解。2016年10月, 若开邦孟都地区有3所边防警察哨所遭袭, 缅甸政府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袭击”, 缅甸国防军随后在孟都地区实施了清剿行动, 并与武装人员多次交火。2017年2月, 缅军结束在孟都等地清剿行动, 交由警方维护边境地区安全8。2017年8月25日, 若开邦遭到罗兴亚族武装分子的恐怖袭击, 结果造成至少89人死亡, 甚至包括12名安全部队人员。罗兴亚救世军声称对此次恐袭事件负责, 并警告将发动更多恐怖袭击。自2017年8月25日以来, 若开邦北部已发生近百起恐袭事件, 造成数万人流离失所。2017年10月12日,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宣布建立“若开邦人道主义援助、重新安置和发展项目”, 以推动若开邦居民回归、重新安置问题的解决以及地区发展与和平, 表明缅甸领导人缓解若开邦危机的切实努力。缅甸是个民族宗教极为复杂的国家, 许多地方武装组织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本土的宗教极端组织不仅与“基地”、IS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易受西方大国明打暗助的“关照”而形成了“以武求独”的政治诉求, 并在“圣战”与“人权”双重意识形态影响下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动员力与国际影响力, 折射出美国等西方大国奉行双重标准、主导国际反恐的实质。

可以预判的是, IS会借若开邦危机的久拖不决乘势在东南亚开疆拓土, 谋求东山再起, 其基本推进逻辑为:以泰南、菲南及缅甸若开邦等为据点建立IS东南亚分支机构的集结地带→利用若开邦危机以及族群、宗教、经济、政治等复杂因素来煽动用“圣战”寻求解困之道→通过支持罗兴亚救世军“以武求独”的政治诉求来获取美国等金主的支持→东南亚伊斯兰在IS内外借力中趋于极端暴力化。因此, 若开邦危机实为东南亚极端组织中“以武求独”的分离主义势力与干涉他国内政的西方大国的“人权主义”势力沆瀣一气的产物。

总之, 若开邦危机在内外力量影响下正在滑向由美国“人权外交”高调介入、宗教极端组织乘势坐大、东南亚国家内政外交受此牵制等危险边缘, 使其如同泰南问题、菲南问题一样久拖难解, 对东南亚伊斯兰的温和态势产生了消解作用。

(三) 罗兴亚难民问题凸显, 表明东南亚穆斯林难民治理已成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若开邦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孟加拉国, 更多的孟加拉人便不断非法越界进入缅甸, 这一方面壮大了罗兴亚人群体,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缅甸政府对于“罗兴亚人问题”的忧虑。1982年, 吴奈温政府颁布了《缅甸公民法》, 罗兴亚人被定为英国殖民者的附庸。由于绝大多数罗兴亚人文化水平低又不具备公民身份, 因此在缅甸求学、就业、经商都受到严格限制, 导致罗兴亚人与缅甸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同时, 缅甸政府为了同化罗兴亚人以及报复罗兴亚武装的攻击, 采取了一些极为粗暴之举, 如摧毁清真寺、建立佛教寺庙, 甚至纵容佛教徒攻击杀戮罗兴亚人等。“自2017年10月以来开始的缅军在若开邦北部对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清剿已暂告一个段落, 缅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若开邦局势, 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救援, 重新接收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行动也开始启动。但是直至今日, 罗兴亚人问题仍在发酵。”9据国际危机组织 (ICG) 的报告, 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将会重组并可能继续从事暴恐活动。缅甸与孟加拉国于2017年11月签署了罗兴亚难民自愿返回的协议, 缅甸政府虽已开始甄别并接收难民, 但每天处理的人数不过300人 (国际危机组织测算) , 所以数十万罗兴亚人的遣返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可以说, 因牵涉缅甸若开邦穆斯林与佛教徒间的宗教矛盾、罗兴亚人与若开族及缅族等的民族冲突、缅甸与孟加拉的政治矛盾, 以及缅甸因地缘政治所引发的大国博弈与地区国家纠葛等, “罗兴亚人问题”在短期内恐难得到彻底解决。

“罗兴亚人问题”原本属于缅甸内政, 确系缅甸政府社会治理失当所致, 但在西方大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政治逻辑左右下却陷入难解境地:美国等打着“人权”旗号将他国穆斯林社会治理问题国际化, 竭力将其炒作成全球治理难题, 以借此裹挟联合国提供美国介入该国内政的“理由”, 结果造成大量无辜穆斯林沦为战乱牺牲品、宗教极端组织屡禁不止、国内穆斯林社会治理问题不断被炒作成全球治理的“伊斯兰问题”, 西方大国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等。因此, 在“罗兴亚人问题”上, 东盟各成员国政府的态度也大相径庭:马来西亚和印尼对罗兴亚人的现实处境最为关注, 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对缅甸政府的做法提出批评。2017年9月, 印尼外长会见了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与缅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来, 对罗兴亚难民危机表达了极大关切。同时, 马来西亚外长对东盟发表的一份有关“罗兴亚人问题”的声明表达了强烈不满, 认为该声明没有提及罗兴亚人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影响。越南、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则不主张对缅甸政府施加压力, 所以2017年11月16日, 联合国试图通过一项谴责缅甸政府的决议, 终因越、老、菲、柬等国投了反对票而搁浅。在2017年11月20日召开的亚欧外长会上, 昂山素季发表讲话时强调 “非法移民带来了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及社会不和谐问题。冲突带走了社会和平, 留下了贫穷和不充分发展, 把人民和国家之间推离得更遥远”10。在美英等国的竭力推动下, 2017年12月26日, 联大通过了关注罗兴亚人危机的决议, 此为“罗兴亚人问题”被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 伊斯兰合作组织持续关注“罗兴亚人问题”的解决进程, 并积极参与罗兴亚难民的治理进程, 且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付诸实践: (1) 召开专题会议。2016年12月13日, 伊合组织秘书长欧塞麦尼指示伊合组织在纽约、日内瓦和布鲁塞尔的常驻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以应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危机。2017年1月19日, 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讨论“缅甸罗兴亚穆斯林态势”, 强调建立适度的社会内部基本价值的重要性, 以打击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2017年12月18-20日, 伊合组织与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宗教和文化间对话中心 () 、泰国宗教和平/宗教际间理事会、马希多尔大学和法托尼大学等在泰国曼谷合作举行南亚和东南亚宗教对话, 旨在探讨促进南亚和东南亚宗教文化共存问题, 以增进理解和相互尊重。(2) 访问罗兴亚人难民营。2018年1月3-6日, 由伊合组织独立永久人权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难民营, 呼吁缅甸政府必须允许罗兴亚难民安全而有尊严地返回其原居住地, 缅当局必须采取具体步骤缓解若开邦紧张局势并解决其根源性问题。(3) 提请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2017年2月3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重申, 2017年1月19日在吉隆坡召开的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向缅甸政府的呼吁包括:一是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若开邦危机恶化;二是对已发生的暴力事件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三是允许包括区域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各方能够畅通无阻地向所有受影响者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在2017年9月18日联大第72届会议期间, 伊合组织就巴勒斯坦问题、罗兴亚难民状况, 索马里、马里、也门及克什米尔局势等召开系列专题会议, 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问题联络小组举行了部长级会议, 旨在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伊合组织通过以上方式持续关注“罗兴亚人问题”的解决进程, 折射出“伊斯兰因素”已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的现实。

总之, “罗兴亚人问题”被国际化, 实属美国等西方大国以“人权”做幌子扶持反政府力量、策动领土分裂等强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卑劣行径。但罗兴亚难民问题的久拖难解, 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之一,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正就此积极推进相关措施, 力争这一问题早日得以解决。

三“伊斯兰因素”助力于中国与东南亚人文外交的路径选择

东南亚伊斯兰发展新态势已对“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形成了极大冲击, 其影响集中体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菲律宾的马拉维之战, 已对全球宗教极端组织产生了深远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效应, 使得IS甚至“东伊运”集结东南亚开辟新战场的可能性增强,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去极端化”主流话语体系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二是若开邦危机的久拖难解, 揭示出东南亚极端势力“以武求独”的政治诉求渐显的事实, 使得“东突”等“三股势力”由中东向东南亚拓展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 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分离主义思潮产生了助长作用;三是罗兴亚难民问题凸显, 表明东南亚穆斯林难民治理已成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产生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以上三大影响使得中国与东南亚伙伴关系发展中的“伊斯兰因素”日益凸显。为此, 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探索将宗教交流纳入“民心相通”举措的可行之道:

第一, 应借鉴郑和宗教外交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发掘伊斯兰教的崇知与倡学、包容与和平等人文传统, 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社会民意基础。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丝路外交实践中, 宗教交流成为其与亚非国家形成 “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 东南亚伊斯兰温和态势的形成也与郑和团队包容、友善的一系列宗教交流举措息息相关。华化的伊斯兰思想及其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揉化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带给东南亚信仰群体的刚烈影响, 且集中体现于郑和宗教外交上。因此, 发掘伊斯兰教的崇知与倡学、包容与和平等人文传统的郑和宗教外交, 不仅为“学问虽远在中国, 亦当求之”这一圣训提供了生动而出色的注脚, 还在中国与东南亚形成“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对中国与东南亚构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受“伊斯兰因素的影响”已成为“郑和所执行的华侨政策的明显特征”11, 东南亚华人穆斯林不仅成为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伙伴关系的纽带, 也成为消解某些东南亚国家反华情绪的润滑剂, 更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价值沟通的主体。这对拥有华侨华人人数最多的东南亚地区、世界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印尼和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意义尤为深远。

因此, 我们应从丝绸之路、多元宗教、华侨华人等不同方面激活“郑和符号”的现实意义, 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夯实社会民意基础。其中, 宗教极端主义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但“伊斯兰教并不等于极端恐怖主义”、“穆斯林也不等同于恐怖分子”, 切不可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而造成误解或偏见, 正如马哈蒂尔所强调的, “把伊斯兰教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 这是恶意误导, 那不是伊斯兰。这混淆了少数受压迫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合法斗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 穆斯林也不可能用滥杀无辜的方式获得自救。”12因此, 在“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中, 我们应进一步借鉴郑和的包容性宗教外交在形成古代“丝路天然伙伴关系”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力争使“伊斯兰因素”成为构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践中的助力而非阻力。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看, 宗教资源转化为外交资源进而提升为战略资源, 彰显了优化“一带一路”软环境的战略功效。因其充分发掘与和平利用宗教资源的积极因素而使原有的世俗化场景下的外交模式得以修正, 宗教交流在“民心相通”中的作用得以显现。

第二, 应推动宗教等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 进一步调动爱国宗教领袖、企业家等社会精英资源, 让“丝路精神”在“一带一路”民间人文交流中发扬光大。

必须承认, “官强民弱”的中外人文交流现状, 不仅影响了“一带一路”的软环境建设, 还影响了“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宏愿。因此, 推动宗教等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实属当务之急, 包括交流主体、交流理念、交流机制、交流项目以及交流方式与手段等诸多要素的“重心下沉”。其中, 交流主体由官方向半官方、半官半民、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等逐级“下沉”则是实现人文交流“下沉”的前提。官民混合型的多元交流主体, 为中外人文交流的绵延流长提供了持久动力与不竭后劲, 这是中外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的重要历史启示, 并对夯实中国与东南亚伙伴关系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因此, 我们应鼓励由爱国宗教领袖、学者及企业家组成的三支队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民间人文交流, 这既是由教旅、学旅、商旅所构成的古代丝路上“三轨并存”的人文交流模式的现实延续, 也是将教界、学界、商界的社会精英资源转化为外交资源, 并将人文交流的触角延至对象国社会内部的切实举措, 更是对丝绸之路上所形成的互惠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观、合作型的安全观的发扬光大。其中, 我们对丝路伊斯兰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更需要细致与耐心, 因宗教上层与部落上层对其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极大, 只有通过中国修德深厚的爱国宗教领袖与这些国家的宗教领袖与部落酋长开展平等对话, 才有可能使其尊重中国伊斯兰的传统与现状, 进而客观认知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形象。此外, 由中国伊斯兰协会牵头继续在东南亚地区和国家开展伊斯兰文化展演活动, 与对象国学界分享伊斯兰研究成果、与教界分享解经经验、与清真寺分享穆斯林社区治理经验等, 旨在讲好中国民族宗教的故事。还应通过“走出去”的企业家与当地宗教领袖、部落酋长及家族族长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才有可能使其分享中国企业为当地民众带来的民生红利, 切实感知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企业形象, 进而感知中国的形象。可以说, 通过调动爱国宗教领袖、企业家等社会精英资源, 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和国家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 还能彰显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丝路精神”。

第三, 应制定东南亚人文交流分类策略, 进一步落实“因国施策”的宗教交流举措, 使“伊斯兰因素”切实助力于中国的大国人文外交。

因经济、安全、人文为“一带一路”的三大战略合作支柱, 因而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地位, 并赋予其价值沟通、增信释疑、培育反恐共识、参与全球软治理等战略使命, 中国的东南亚人文外交理应积极探索履行其战略使命的切实路径。

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表明, 东南亚11国人口现已超过6亿, 穆斯林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5%。其中, 印尼、马来西亚与文莱是较为典型的伊斯兰国家;菲律宾、泰国、缅甸的穆斯林占比不大, 但菲南、泰南及缅南的穆斯林问题复杂而棘手;新加坡在民族宗教少数族裔等社会治理方面堪称典范;柬埔寨、越南、东帝汶、老挝等国有较少数量的穆斯林存在 (参见表2) 。

表2东南亚11国穆斯林人口数量及比例统计表导出到EXCEL

国家名称

总人口数

穆斯林约占该国

人口百分比

国家名称

总人口数

穆斯林约占该国

人口百分比

印尼

2.63亿

87.2%

泰国

6904万

5.5%

马来西亚

3162万

63.7%

缅甸

5337万

4%

文莱

42.87万

75.1%

越南

9554万

0.2%

新加坡

561.23万

14.3%

老挝

685.82万

0.01%

柬埔寨

1600万

2%

东帝汶

129.63万

0.1%

菲律宾

1.05亿

5%

—

—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 “ by , 2010-2050”,

从穆斯林社会治理的视角切入, 可将东南亚11国大体分为四类国家 (印、马、文;菲、泰、缅;新;柬、越、老、东) 予以细化研究, “伊斯兰因素”由强趋弱的影响程度一目了然。东南亚极端组织在这些国家表现不同, 但相互影响并呈现出两个鲜明的共性:一方面, 东南亚极端组织发展日趋活跃且暴力化, 有主张将伊斯兰地区从主权国家分离出去的伊斯兰分离主义组织, 如穆特组织;有主张利用恐怖行为表达穆斯林对国家和社会不满并破坏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如伊斯兰祈祷团、阿布沙耶夫组织;有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IS模式的组织, 如神权组织等。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 (1) 产生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穆特组织, 是一个2016年才被曝光的手段毒辣、极具攻击性的暴恐组织, 如2016年5月, 该组织与政府军之间爆发激烈武装冲突, 造成20余名武装分子死亡。2017年8月27日, 该组织武装分子又袭击了马拉维一所监狱, 放走8名在押的该组织分子。此外, 该组织还在美驻菲大使馆放置炸弹并图谋刺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其所发射的炸弹导致7名总统府卫队成员和2名军方士兵受伤。在2017年5月23日的马拉维市恐袭中, 穆特组织不仅与军警交战, 还向建筑物放火、占领公共设施并绑架人质, 更与阿布沙耶夫武装等一度抢占马拉维市3/4的区域。

(2) 产生于印尼的神权战士组织, 其首领阿曼是IS在印尼的“代言人”, 凭其宗教学识与能言善辩而极富影响力与动员力, 许多激进的穆斯林都追随其后, 2014年他还成功说服巴希尔与家人及追随者加入IS, 是少数几个被IS所信赖的重要人物之一。近年来神权战士组织频频制造暴恐事件, 如2016年1月14日雅加达市中心连环爆炸案、2017年5月25日雅加达东区连环爆炸案等。(3) 作为东南亚最为国际化与影响面最大的宗教极端组织, 伊斯兰祈祷团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网络, 从事爆炸、绑架和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 凭借强大的社会渗透力使其游走于非法与合法之间, 如对该组织精神领袖巴希尔数度受审但结果都是避重就轻的审判即为例证。经美国情报部门确认, 因该组织与“基地”联系密切而被美国列入国际反恐黑名单。(4) 1991年产生于菲律宾南部的阿布沙耶夫组织, 从最初的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政府武装, 逐渐演变为一个激进的恐怖组织, 涉嫌制造多起爆炸和绑架事件, 有恃无恐地绑架境内外商人已成其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 使菲律宾沦为“绑架之都”; (5) 居住在菲律宾棉兰岛上的穆斯林一直鼓吹“民族独立”, 其社会基础是信奉伊斯兰教的13个马来西亚穆斯林部族, 其主要政治组织为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多在外力支持下展开武装斗争, 也与政府谋求政治和解, 但至今未果。

基于伊斯兰教影响程度不同, 应制定东南亚人文交流分类策略, 秉持“因国施策”的基本原则开展宗教交流, 其实施路径包括: (1) 针对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开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于中国人文外交履行其“价值沟通”的战略使命, 尤其是“具有儒家传统的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 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大多围绕在具有亲密关系的成员中展开, 向外延展的幅度低, 即具有较低的信任半径”, 而“宗教对增加人类社会的信任半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 也将有助于增加中国与东南亚伊斯兰国家战略合作的互信基础, 力争使宗教认同在中国与印、马、文三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发挥其应有作用。(2) 针对印尼等残存排华社会土壤的国家开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于中国人文外交履行其“增信释疑”的战略使命, 即应进一步发掘并利用宗教界所拥有的广泛的国际交流渠道, “围绕推广‘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 对沿线沿路国家及其有关舆论进行梳理;在对外交往中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 为‘一带一路’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合作氛围”14, 应对东南亚伊斯兰国家讲好“新疆故事”以消除误解、增进互信, 旨在对冲印尼等社会一小撮排华势力伙同西方反华势力借涉疆话题蓄意抹黑中国所致消极影响。

(3) 针对菲律宾、泰国、缅甸等面临极端暴恐势力严峻挑战的国家开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于中国人文外交履行其“培育反恐共识”的战略使命,即应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参与应对来自菲南、泰南及缅甸若开邦等极端暴恐势力所致的全球治理难题真人百家家乐app, 以联合巡逻、情报共享、遣返嫌犯等方式开展国际安全合作, 借助官民双轨宗教交流来弘扬中正、和平的伊斯兰教义, 清除极端、暴力的反伊斯兰之举, 以及联手开展宗教文化展演、经训研讨会、教界对话会、去极端化经验分享等活动, 旨在用正信挤压极端以“培育反恐共识”。(4) 针对若开邦危机等东南亚热点问题发生的国家开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于中国人文外交履行其“参与全球软治理”的战略使命, 即在总结建设性推进若开邦危机解决进程的既有成果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东南亚伊斯兰问题治理。尽管2017年12月26日联大高票关注“罗兴亚人问题”, 但中国坚持认为若开邦危机是缅甸内部事务, 国际社会不应使问题复杂化, 故中国投票反对, 随后又提出实现停火、缅孟沟通、直面问题根源的“中国方案”, 赢得缅孟积极响应, 后来缅甸成立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即为明证。随着马哈蒂尔的重返政坛, 东南亚伊斯兰政治影响力凸显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 中国应在与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继续参与解决伊斯兰热点问题, 力争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方案。此外, 针对新加坡、柬埔寨、越南、老挝、东帝汶等其他东南亚国家, 也应适度开展不同程度的宗教交流, 并在拾遗补缺中助推中国人文外交更好地履行其战略使命。

质言之, 东南亚伊斯兰由温和趋于极端的发展态势与东南亚伊斯兰政治影响力增强的演化趋势, 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一带一路”的软环境建设, “伊斯兰因素”更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落实“民心相通”举措的重要变量。因此, 要积极探索将宗教交流纳入“民心相通”举措中的可行之道, 使“伊斯兰因素”在“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以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人文外交包容互鉴的特有风范。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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